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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面的主角都是緬甸人嗎？ 他們拍這種敏感議題會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？ 兩位主角之一的小女孩和幾位有台詞的演員都是緬甸人，只有另一位擔任主角的小男孩是印尼裔。

此時，上方的高速水流（圖二中的藍色水流）更加貼近邊界，因此邊界層的順向流速加快，與海水逆流的效應互相抗衡。當邊界層的海水開始逆流（圖二中的紅色箭頭），堅硬的皮齒被水流翻動而翹起。

不過當水流不再順著鯊魚的身體流動，壓力阻力便會大幅增加。圖片來源：Physics Today 圖一、尖吻鯖鯊身體表面的皮齒。我們希望這些發現能激發一些工程上的創新見解，像是潛水艇或飛機表面的設計與製造等實際應用。這時一股壓力較低的尾流在水流和鯊魚身體之間形成，並在身體表面引起海水逆流。同樣的，尖吻鯖鯊在海中游動時也會受到同樣的阻力。

（b）此時亂流邊界層受到較大的壓力梯度，鄰近鯊魚身體的海水開始逆流（紅色水流），導致鱗片向外翻開。於是牠發展出流線型的修長身軀，盡量去除身上尖銳的稜角，減少身上不同部位所受到的壓力差。因此，很多時候，實際動手才知道事情比想像中容易。

​​ 安心處方箋 之所以看起來很困難，是因為在做新的嘗試。這種時候，我還是會建議「不管怎樣先開始」。這時，腦中不要有多餘的思考，只需要專心地「開始行動」就好。這麼一來，我們就能真正理解實際上的困難度，減輕剛開始「沒想到竟然這麼難」、「這件事太辛苦了，我做不到」的第一印象，接著，漸漸產生「或許也不是完全做不到」的信心。

不去思考多餘的事情，也不去想結果是否順利，告訴自己「凡事盡力就好」。「如果做不好該怎麼辦」的不安，讓許多人退縮不前。

此外，有許多人是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開始，結果白白浪費了時間。不過，也不是所有的「拖延」都會加劇「習慣性焦慮」的程度，如果是按照事情的優先順序做好規劃，把不太重要的事往後延，其實是在調整節奏，反而能藉機改善「習慣性焦慮」。所有「習慣性焦慮」的人，通常都會有拖延症。本書幫助你，先了解焦慮的存在，再摘下「窮忙濾鏡」。

特別是嘗試了一次之後會陷入恐慌的人，更需要反覆進行「不管怎樣先開始」的體驗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，請一定要記得。如果你是一個焦慮到無法自拔的人，只閱讀時間管理的書籍，將讓你倍感壓力，「窮忙濾鏡」也會隨之惡化。作者：水島廣子 譯者：楊詠婷 水島醫師在書中提出許多解方，也呼籲焦慮的讀者們──「把注意力放在當下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因此，只要發現「沒想到竟然這麼難」、「這件事太辛苦了，我做不到」，就會無法冷靜地思考「事情是否真的那麼困難」，或是「如果不做的話」會產生什麼後果。

總而言之，開始動手之後，就能大概了解整體的狀況，比起什麼都沒做，更可以減輕自己的不安。不安的情緒是用來提醒我們「目前不能確保安全」。

其實，「拖延症」是不安所造成的。文：水島廣子 越早開始行動，越輕鬆 有「習慣性焦慮」的人，通常都有嚴重的「拖延症」

與此同時，我也銘記在心的是，許多脆弱性的倡導者正從實證與理論研究中，試圖解決這個問題。確實有越來越多的難民遭到各個民族國家和跨國組織所拋棄，當中當然也包括歐盟。同樣地，如果我們能將脆弱性樹立為一種新的政治基礎，那將會事半功倍。顯然，儘管重新評估脆弱性與提供照顧有著同等重要性，但脆弱性和照顧都不能做為政治基礎。儘管存在這種環境威脅，但那些活著的人認知到自己暫時還活著，在這種具有潛在危害的氣氛下，她們隱忍並持續呼吸。在對遭受暴力侵害的人和社區進行系統性的描繪時，若我們為他們貼上「弱勢者」標籤，對他們是否公平、是否尊重他們努力掙扎的尊嚴？在人權工作的語境下，「弱勢族群」這一範疇中，包含了那些需要保護與照顧的人。

反之，必須從社會結構的複製理解這些殺戮行為。這場由女性、跨性別者以及異裝者（travestis）所組織的運動，已深入校園、教堂、工會，連結了分布於各個經濟階層與宗教社群的女性，一同反抗對女性與跨性別者的殺戮，以及始終存在的歧視、毆打和系統性不平等的問題。

性暴力會挾帶死亡威脅，而這種死亡承諾又有極高機率被兌現。當然，讓公眾意識到那些缺乏基本維生需求（如糧食與容身之處）者的處境是相當重要的，但那些人身自由與合法公民權被剝奪、甚至因此被定罪的人也同樣重要。

然而，若將脆弱性視為一種狀態，就既不能將它與其他術語隔離開來，也無法把它歸類為一種足以做為基礎的現象。文：茱蒂斯・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 可以確定的是，我們生活在無數暴行和無謂死亡肆虐的年代，因此，一個龐大的倫理和政治問題就此形成：即我們能透過哪些表現模式來理解這種暴力？有些人會認為，全球與地方當局都必須辨別出弱勢團體，並為他們提供保護。

她進一步主張，必須將之描述為一種極端形式的性別歧視恐怖主義（sexist terrorism）。對沙嘉特來說，殺戮是最極端的支配形式，而其他形式如歧視、騷擾、毆打等，必須被理解為殺戮女性的連續體。因「殺戮女性」喪命者，往往會被以煽動的方式報導，而伴隨而來的震驚只是曇花一現。這並非因果關係的論證，然而所有形式的支配，都把這種致命結論標示為一種可能性。

這種恐懼在有色女性和有色酷兒身上更為複雜，尤其是在巴西。根據聯合國難民署（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）估計，目前世界上有將近一千萬的無國籍者。

殘酷謀殺的「有罪不罰」現象讓暴力遺緒得以延續，而當中支配、恐怖、社會脆弱性以及滅絕，則規律地上演。但我們都不應該試圖成為聖人，如果成聖意味著我們為自身積貯所有的善行，把人類精神中的缺陷或破壞性層面都排除至外部的行動者，即那些生活在「非我」區域的、跟我們不相認同的人們。

同樣的還有拉丁美洲「殺戮女性」（feminicídio）現象下的受害者，每年將近有三千人，特別在宏都拉斯、瓜地馬拉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委內瑞拉，以及薩爾瓦多等地最為猖獗，包括那些因其女性化特質而遭受殘酷虐待或殺害的人，之中也有許多跨性別女性。在她看來，暗殺事件並不能透過訴諸個人特質、病理、甚至是男性攻擊傾向來做出解釋。

舉例而言，如果我們所謂「照顧」的倫理與政治，是指一種持續不斷且無衝突的人類稟性（human disposition），這種稟性能夠、也應該催生出一種女性主義的政治框架時，我們便陷入了一種分歧的現實，當中我們自身的攻擊傾向被從畫面中刪除，或被投射到他者身上。一旦犯案的男性據說患有人格障礙、或某種特殊的病理狀況時，這種暴力系統的特徵便被抹煞了。我當然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，並為此付諸努力，一部分是因為我承認那些自身所犯下的深刻且反覆的過錯。雖然我並不反對以更多「弱勢證明文件」（vulnerability papers）使更多移民得以越境，但我想釐清的是，這種話語和權力的特殊形式，是否能掌握問題的核心。

「殺戮女性」在某種程度上，是通過塑造出一種恐怖氛圍來運行的，當中包括跨性別女性在內的任何女性，都可能遭到殺害。然後這類事件會再次發生。

與此同時，「一個女生都不能少」（Ni Una Menos）的運動，動員了遍布拉美逾百萬名的女性（還加上西班牙跟義大利）上街，抗議大男人主義之暴力（machista violence）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這種恐怖是真實的，但它卻不見得會跟凝聚集體憤怒的分析與動員產生實質連結。

而當死亡被認為是「悲慘的」，同樣的抹煞情形也會發生，彷彿是宇宙中相互衝突的力量釀成了這種不幸結局文：茱蒂斯・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 可以確定的是，我們生活在無數暴行和無謂死亡肆虐的年代，因此，一個龐大的倫理和政治問題就此形成：即我們能透過哪些表現模式來理解這種暴力？有些人會認為，全球與地方當局都必須辨別出弱勢團體，並為他們提供保護。